最近，上海出品、央视一套正在播出电视剧《人生之路》，这部剧部分取材于作家路遥所著的经典中篇小说《人生》。

《人生》是路遥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写的是青年高加林的爱情故事和人生起伏，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有志青年的人生苦闷。这部小说1982年发表后荣获了当时中篇小说的最高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让路遥一举成名，次年，著名导演吴天明即着手将这部中篇改编为电影，并于1984年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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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生之路》剧照

为什么这样一部故事相对简单的中篇能够激起这样的反响，在路遥的时代，乃至对于今天，《人生》的重要性是怎样的，为何能让那么多读者共情？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路遥作品责任编辑王淑红与《文学评论》编辑、《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作者罗雅琳。

《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书影。

始终在文学的土地上深沉耕耘的路遥

先从一组销售数据来看《人生》以及路遥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平凡的世界》可能影响了多少读者：

王淑红介绍，几十年来，《平凡的世界》一直长销不衰，随着电影与电视剧改编，《平凡的世界》年销量攀上三百万册的高峰，截至目前，总销量已经远远超过两千万册。《人生》年销量也有数十万册。

回到路遥创作《人生》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一篇好作品就可以实现工作岗位的调整，甚至完全改变一个人命运。”

因此，《人生》发表的1982年，路遥的生活一下子热闹起来，王淑红谈道：“荣誉和赞美纷至沓来，被邀请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来自读者的信件从全国雪片般飞来，他们倾诉对路遥的崇拜，询问高加林最终的命运，诉说自己人生的不如意，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信件的主人认为路遥既然是这么大的名人了，应该有钱也有权，因此借钱的，请求安排工作的信件也不在少数……”

但是路遥没有止步于一次次对着读者复述高加林的苦闷与选择，而是笔耕不辍地投入到《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中，他满怀热情地写孙少平“他老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他写农村青年人“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路遥是在写故事中的人物，也是在写他自己。

后来如读者所知，《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二部完稿时，路遥已经心力交瘁，累到口吐鲜血并最终由于长期艰辛的伏案写作，在42岁时就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

王淑红评价，路遥始终在“文学的土地上深沉地耕耘，交出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生的答卷”。

《人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在《人生》的故事中，高加林在青年时期一波三折，他高考失败，然后被挤掉了县城教书匠的工作，被迫返回农村劳作，田间的艰辛自不必说，更为尴尬的情境是他作为一个在城里完成高中学业的读书人，需要再灰头土脸地以庄稼人的样子去城里买卖东西，比如高加林去城里卖蒸馍，之后也跟村里的顺德爷爷去城里掏粪以作为农村种植蔬菜的肥料，这些场景让“曾经是一个潇潇洒洒的教师”的高加林极为窘迫。

高加林短暂的务农生活让一直觉得高攀他不起的农村少女巧珍看到了他们二人在一起的希望，于是巧珍热烈地向高加林表白，两个年轻人便顺其自然地走在一起。

之后，高加林的叔叔高玉智调回县里任劳动局长，副手马占胜很“识时务”地将高加林调到县委大院当干部，高加林“高兴得如狂似醉，是他认识到，这次进县城，再不是一个匆匆过客了；他已经成了县城的一员，……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城市是多么瞩目啊！通讯干事，就是县上的‘记者’；到处采访，又写文章又照相，名字还可以上报纸。”

在县城工作的高加林十分得志，也是在这段时间，高中同学黄亚萍再次闯进他的生活。黄亚萍向高加林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高加林“权衡利弊”后认为，无论才貌还是未来的发展，黄亚萍都更适合自己，于是半推半就地进入到这段关系中。

黄亚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看起来非常特别，“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当遇到更适合自己的，或者说更让自己动心的高加林，她果断地与张克南分手，这也激起了张克南母亲的愤怒，她为自己的儿子打抱不平，举报高加林在县城的通讯干事这份工作是通过走后门获得的。生活又再次给了高加林当头一棒，他丢失了这份工作，只能重返农村，并痛心地发现分手时万念俱灰的巧珍已经嫁给马栓。

《人生》的结尾停留在顺德爷爷对高加林的劝诫和高加林的一声悲吟中：

（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哪……”

路遥笔下典型、复杂、具有高度艺术真实性的人物

路遥不是一个埋头书案的作家，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他对社会生活和时事政治一直保持着高度密切的关注，反映在小说中，有时路遥甚至会“打破第四面墙”，从小说中站出来交代背景，评述人物的命运与选择，如对于农村人时时进城，路遥在《人生》小说中写道：

由于这两年农村政策的变化，个体经济有了大发展，赶集上会，买卖生意，已经重新成了庄稼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对于走了捷径并与配不上自己的巧珍分手的高加林，路遥在《人生》小说中评论：

是的，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如果要离开自己的现实，就等于要离开地球。一个人应该有理想，甚至应该有幻想，但他千万不能抛开现实生活，去盲目追求实际上还不能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对于刚踏入生活道路的年轻人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认识。

路遥的这种真切与坦承可作为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路遥始终没有对小说“撒手不管”，他喜欢站出来引导读者进行理解，此外，他的故事中有许多路遥式说教和指导年轻人应该坚守理想，保持热忱的劝诫，这种劝诫很有感染力，哪怕并没有与主人公相仿的经历，读者也能从这些简明的语言获得一种莫名的力量。

此外，路遥将爱情和对命运的抗争作为永恒的主题，王淑红称路遥笔下的人物“典型、复杂、具有高度艺术真实性”，路遥以迭起的事件来考验人物，并以他们在其中的困顿来反映当时的社会、政策、人的精神、命运与可以有的选择。

女性角色在路遥的故事中是给予爱情的主体。巧珍与黄亚萍都不是畏畏缩缩的女性，她们更像是爱情里攻城略地的一方，留给高加林的只有犹豫。巧珍的出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在玉米地里嘹亮地唱起：“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她身上凝聚了一个传统女性被认为应该具有的全部美德。王淑红说：“她没有读过什么书，生命的重心就是丈夫和娃娃，对于丈夫的崇拜和宠爱可以持续一生。她金子般的纯朴和深沉的情感也滋养着我们读者的心，因此我们一定盼望她能够得偿所愿，与心爱的人度过幸福的一生。”

只是事与愿违的是高加林内心的人生舞台极为广阔，他是那么求知若渴，哪怕是在窘迫地兜售蒸馍的间隙，他都去到县里的阅览室，“把几种大报好多天的重要内容几乎通通看完以后，才浑身感到一种十分熨帖舒服的疲倦。”而关于他最终的爱情选择，王淑红认为，“在那么年轻的二十几岁，对于人生还没有一种透彻的了悟，面对情感和命运时也会做出冲动的选择，我们要理解高加林的复杂性。”王淑红谈道。

《人生》书影。

高加林的失败与孙少平的成功

路遥在1982年与阎纲的通信中承认：“‘城乡交叉地带’似乎是我的发明。”《人生》中，除了并置城市与农村的景观与人物的风貌，也让人物深度纠缠于其中，高加林即是典型，他似乎可以退回到农村，但却始终与农村人不再相同了，他看似能以自己的学识在城市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却又时刻有“被打回原形”的风险。

关于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罗雅琳解释道：“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往往按照‘题材’来划分，如农村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到了1980年代，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加，小说题材更加多元，不再能够用这些固定类型加以描述。路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现了‘城乡交叉地带’作为题材的特殊性。路遥最著名的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是农民进城，早在此之前，路遥1980年发表的《青松与小红花》、1981年发表的《姐姐》写的是知青回城的故事，这都是发生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故事。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社会景观，更通过描写人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展现出80年代的人们对于拥抱城市所象征着的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由于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可能性在当时较为稀少，所以这类发生于‘城乡交叉地带’的传奇故事格外能够引发读者的共情。”

而值得一提的是，《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虽然出版的年代相差不足五年，但两位主人公有截然不同的命运，简而言之，高加林“进城”失败了，而孙少平的奋斗成功了。

罗雅琳认为，这是一组很有趣的对比，二人一成一败的原因有很多，但一种最直接的解释仍旧与时代背景相关。

“《人生》发表于1982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于1986年。在这期间，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包括取消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劳务，鼓励产业从城市向小城镇和农村扩散等。这就为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城提供了合法性。孙少平较之于高加林的成功，是这个正在开启中的农村人口自由流动时代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到，《人生》中的高加林处在一个紧张的乡土伦理环境中，无论是父母还是乡亲，他们的期盼和舆论对于高加林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但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从精神到身体都明显比高加林更为自由，他有点像鲁滨逊，充满了远走高飞的无名骚动，不愿继续土地上的安稳生活。如果说鲁滨逊是资产阶级上升时代的人格缩影，那么孙少平就是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出走者的精神写照。”

而关于《人生》中最有争议的“始乱终弃”的桥段，罗雅琳也谈道：“‘爱情’是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最集中、表达最强烈的主题。80年代的爱情观念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人生》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才不是一个‘陈世美’式的、贫寒才子‘发迹变态’的老套故事，而是因没有共同语言而无法产生‘爱情’的新故事。黄亚萍与高加林的关系展示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城乡差别也是人格平等的阻碍，在人格不平等的人之间也无法产生真正的‘爱情’。用一种明确的道德观念来看，高加林确实是负心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人生》的故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被路遥鼓舞着的农村青年们

回到当时的文学环境中。

罗雅琳介绍，20世纪50—70年代，农民和农村是文学的关注重点。但80年代初期，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以及作家们从被下放的农村、内陆、西北地区转移到城市、沿海、东南地区，知识分子迅速成为当代文坛的重点。1980年出现了两个口号“文学，要关注八亿农民”“电影，要关注八亿农民”，这正是因为大家发现“新时期文学”对于农民的关注度逐渐下降。

当然，《人生》还是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学习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路遥及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被视为较为过时的文学，所以《平凡的世界》一开始在文学界的评价并不太高，第一部甚至被《当代》和作家出版社退稿，最后辗转发表在《花城》上。而且虽然《花城》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力荐《平凡的世界》，但反响并不好，以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无处发表，第三部也只能发表在山西刊物《黄河》上，直到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才一炮而红。广播和杂志的受众存在较大差别，广播是一种更深入广大农村地区的媒介。从这一比较中，我们也能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读者意识方面的特殊性。

关于路遥的读者群体，在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杨庆祥也介绍，在他的观察中，农村或者贫困家庭出身的学生占多数的国防生班上，学生们对路遥的认可程度明显要高于普通的本科生班，实际上在课程结束后，国防生班有几位学生选择了路遥作为他们的学年论文，而普通本科生班则没有学生选择。

这些学生对于路遥作品深深的共情与路遥小说中所塑造的高加林、孙少平式的人物相关，他们相信知识能托举着自己去到大城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也被这种关于苦难，关于苦难终将能浇灌出明艳的花朵和壮丽的人生的叙事深深打动。

孙少平式的人物始终没有脱离过我们的视野，2017年，44岁的家政女工范雨素写下动人心魄的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2020年，一位在东莞打工的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的留言簿上写：“我来东莞十七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十二年……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这位农民工在十七年打工漂泊生活的最后时刻以读书人的身份体面地告别。

吴桂春

《人生》《平凡的世界》与范雨素、吴桂春们的两相参照，是文学与社会学的际遇，二者几乎以相互证明的方式共同完成了对“乡土出身的人如何获得一种崇高性”这一命题的表达。

除了尊严，当然还有激情。罗雅琳认为，《人生》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时代情绪——这是一种在极其艰难的情境下不顾一切、拼尽全力寻找人生出路的激情。“所以很多人当时都认为《人生》像《红与黑》，高加林心里也怀着于连式的‘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这种激情的内容可能是泥沙俱下的，但不可否认，其中蕴含的精神能量是巨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激情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此可以说，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中的西部文学一直并存着两种书写乡土的方式——一种就是如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一般，关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推动之下诞生的新人和他们饱满的精神面貌的作品，一种则是《白鹿原》《废都》中着意于刻画那种奇观化的、落后而神秘的前现代景观的作品。

罗雅琳的观察中，1980年代，随着知青回城和城市改革的开展，大家的关注点都从乡村转向了城市，路遥和他创造的孙少平这样一种农民的可能性，也随着时代的原因，以及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路遥在1992年的逝世，逐渐失落了，“20世纪90年代，《白鹿原》《废都》所代表的乡村最终定型下来，成为一种绝对主流的乡土美学。”罗雅琳在《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一书中写道。

《白鹿原》剧照。

这一情况其实在《人生》的改编电影中已见端倪，如1984年吴天明导演的《人生》中，吴天明在改编中仍旧专注温情脉脉的乡村风物，着力于展示乡村的“奇观”，罗雅琳认为：“吴天明导演曾经提出过要拍中国西部片，他也以西部片来定义电影《人生》，希望表现西北的独特风光、人民的豪放粗犷性格和传奇生活。所以在电影《人生》中，小说中高加林在乡村的‘卫生革命’和城市生活的内容几乎都被删去了。而关于巧珍的旧式婚礼，路遥认为是象征着旧势力的沉重力量，吴天明却认为这是他最满意的情节。吴天明导演的这种观念，和当时‘寻根文学’、文化反思的整体潮流是一致的。”

吴天明的电影《人生 》。